以索尼、松下为代表的日本公司，正陷于亏损、重组的状态中。

来自FT.com的这篇文章，从宏观与货币的角度，分析日本的商业环境为什么创新性不够，以至于出现这么多“僵尸”公司。

以下为文章节选，由“华尔街见闻”翻译：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负面结果，那就是，对经济造成结构性伤害。

问题源自资本成本过低。

在日本，一笔新公司贷款——不论短期或是长期——其利率将跌至约1%的空前低点，而整体公司贷款所需要支付的平均利率也不到1.5%。

日本摩根大通的 Jesper Koll说，这种利率水平养活了太多低效企业。

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，货币宽松将冻结已有的工业结构。

从冯·米塞斯（Von Mises）、 熊彼特（Schumpeter）和哈耶克（Hayek）等“奥地利学派”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，于1990年破灭的日本泡沫造成了被这些“奥地利学派”称之为“不正当投资”（malinvestments）的经济扭曲——实体资本在信贷驱动下进行不当投资，而在信贷泡沫破灭之时，这些投资被证明是亏损投资。

这些不当投资决定造成的后果，将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消化。

而在泡沫期间为响应需求增长而大肆扩张的企业，最后则留下了过剩产能。

消除过剩产能和调整行业结构的这一过程将反映需求变动，具体对日本而言，这意味着更多以服务业为导向，以解决令人头疼的老龄化问题。

实际上，日本的低融资成本已经阻碍了熊彼特所述的“创造性破坏”进程，因为日本“僵尸”公司继续存在，而牺牲了其他企业的竞争力。

更糟糕的是，旨在帮助银行体系对工商业放贷的公共信贷担保也已出现意外后果。

日本央行担心国内银行业的信贷评估能力正在削弱，而无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重组也令人气馁。

这种现象极不寻常，因为它表明日本正在回归20世纪80年代泡沫期间的最坏习惯。

在当时，日本银行业对信贷风险没有任何理解，同时资本成本极低，导致整个经济体充满各种资源错配。

同样不寻常的还有，随着投资的下滑，日本也出现了同中国一样的扭曲，后者在雷曼破产之后曾注入大量财政刺激，导致投资过度。

Nakamae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Tadashi Nakamae认为，日本正在步入始于1990年的结构性调整的最后阶段，即熊彼特最后阶段：在公司过剩的行业，低效企业需被淘汰，以恢复行业利润。

Nakamae说，经济再平衡将会伴随过渡性失业率的攀升，但失业者最终会在国内服务业和农业重新找到工作。

如果企业的赢利恢复健康，那么日本政府的税收将会增加，也会更容易应对庞大的公共部门债务。

与此同时，对中国的担忧也同样存在，中国需要从高增长过度到温和增长。

日本的高增长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，当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.7%，仅略低于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10.1%。

一旦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耗尽，那么其也将迎来工资上涨压力，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。

同时，自2015年起中国的工作人口也将开始减少。

摩根大通的Koll说，所有人都低估了日本潜在的增长减速，在日本发生的一切可能同样发生在中国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