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索尼、松下为代表的日本公司,正陷于亏损、重组的状态中。
来自FT.com的这篇文章,从宏观与货币的角度,分析日本的商业环境为什么创新性不够,以至于出现这么多“僵尸”公司。
以下为文章节选,由“华尔街见闻”翻译: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,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负面结果,那就是,对经济造成结构性伤害。
问题源自资本成本过低。
在日本,一笔新公司贷款——不论短期或是长期——其利率将跌至约1%的空前低点,而整体公司贷款所需要支付的平均利率也不到1.5%。
日本摩根大通的 Jesper Koll说,这种利率水平养活了太多低效企业。
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,货币宽松将冻结已有的工业结构。
从冯·米塞斯(Von Mises)、 熊彼特(Schumpeter)和哈耶克(Hayek)等“奥地利学派”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,于1990年破灭的日本泡沫造成了被这些“奥地利学派”称之为“不正当投资”(malinvestments)的经济扭曲——实体资本在信贷驱动下进行不当投资,而在信贷泡沫破灭之时,这些投资被证明是亏损投资。
这些不当投资决定造成的后果,将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消化。
而在泡沫期间为响应需求增长而大肆扩张的企业,最后则留下了过剩产能。
消除过剩产能和调整行业结构的这一过程将反映需求变动,具体对日本而言,这意味着更多以服务业为导向,以解决令人头疼的老龄化问题。
实际上,日本的低融资成本已经阻碍了熊彼特所述的“创造性破坏”进程,因为日本“僵尸”公司继续存在,而牺牲了其他企业的竞争力。
更糟糕的是,旨在帮助银行体系对工商业放贷的公共信贷担保也已出现意外后果。
日本央行担心国内银行业的信贷评估能力正在削弱,而无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重组也令人气馁。
这种现象极不寻常,因为它表明日本正在回归20世纪80年代泡沫期间的最坏习惯。
在当时,日本银行业对信贷风险没有任何理解,同时资本成本极低,导致整个经济体充满各种资源错配。
同样不寻常的还有,随着投资的下滑,日本也出现了同中国一样的扭曲,后者在雷曼破产之后曾注入大量财政刺激,导致投资过度。
Nakamae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Tadashi Nakamae认为,日本正在步入始于1990年的结构性调整的最后阶段,即熊彼特最后阶段:在公司过剩的行业,低效企业需被淘汰,以恢复行业利润。
Nakamae说,经济再平衡将会伴随过渡性失业率的攀升,但失业者最终会在国内服务业和农业重新找到工作。
如果企业的赢利恢复健康,那么日本政府的税收将会增加,也会更容易应对庞大的公共部门债务。
与此同时,对中国的担忧也同样存在,中国需要从高增长过度到温和增长。
日本的高增长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,当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.7%,仅略低于中国自1990年以来的10.1%。
一旦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耗尽,那么其也将迎来工资上涨压力,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。
同时,自2015年起中国的工作人口也将开始减少。
摩根大通的Koll说,所有人都低估了日本潜在的增长减速,在日本发生的一切可能同样发生在中国身上。